采访时间：2005年1月20日中午12点
采访地点：上海闵行区浦江镇丁连村
采访对象：朱俊兵，男，25岁，丁连村官锋制衣厂裁剪工
这一年真够悬的，出门打工最怕踩到的地雷，偏偏被我踩上了，差点儿就魂飞魄散。
不能说没有防，防不了。当初找工作，听说厂老板是安徽人，是老乡，我的心放下大半。进了厂，我们20个工人去找老板签用工合同，老板哈哈笑着说："我在这儿开厂都七年了，还会赖账骗人吗？相信我，绝对没事！"他的眼神不能不让人相信，于是我们没带半张字据就走了。
打工的生活很艰苦，有时连续三个月加班，几宿不合眼，人累得都站不稳，可老板从不加工钱，每月只给200块，说剩下的工钱帮我们攒着，年底给清。在上海，200块就够喝稀饭的，一年多我瘦了好几斤。
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相信老板。2005年1月13日，老板招呼人，把库存的3000套成衣装了满满四车要拉走。我们问怎么回事，老板拍着胸脯说："赶去送货要货款，无论如何一定会在你们回家前把工钱结清！"哪有人大白天睁眼儿说瞎话呢？老板上车前，还拍着我的肩膀说："你们都去订16日的车票回家，15日我一准把工钱带来！"我们都点头说好。
1月14日一大早，我们去找老板，门敲烂了也没人应，窗帘把一切都遮得严严实实。没办法，我们冒险爬到天窗上，一看，差点儿从屋顶摔下来！老板家里空荡荡的，值钱的东西全搬走了，只留下几件破衣服！
抱着一线希望，我们赶到加工车间，原来的布料产品全部消失，只有一台台破旧的机器。打老板手机，已关机。大家又找到面料供应商的电话，那边说，你们老板跟我的账早就结清了！后来费劲找到老板老家的电话，但那边一无所知……
这下全完了，我的腿直发软，女工们都哭了。怎么办啊？难道白白辛苦一年？现在生活费都不够，拿什么回家过团圆年？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，家里就指望着这点儿钱呢。
看来老板早预谋骗我们了。他也太黑了！大家一边咒骂老板，一边商量去退火车票。都没有心情吃饭，也没有钱买盒饭，又冷又饿地缩在小宿舍里，一筹莫展地叹气。后来有人提议找报社，帮帮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。
报纸报道后，市里领导很重视，迅速责成相关部门解决问题。有些上海人还捐钱到报社，帮我们垫路费。1月18日，丁连村村长特地到厂里来看我们，掏出自己的钱，让我们买点儿好吃的。当天傍晚，丁连村给我们每位都垫付了工钱。这笔血汗钱失而复得，连我们这些男人都高兴得想哭。
我们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。
可是还有人回不了家。老乡老周来找我，哭丧着脸说，全完了！老周是做木门的，2004年就帮宁波路上的一家装潢公司做门，一共30多扇门，工钱9700元。送货上门时，对方说：先给你一个欠款条，过几天来拿，今后还有生意交给你。老周说好好好，拿着白条走了。再去，已经人去楼空......
与民工对话
《中国青年》：这一年挣了多少钱？
朱俊兵：当裁剪工赚了1.1万块钱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
朱俊兵：老板卷走了我们的工资，幸好遇上好心人，要不回家过年就是空想了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苦恼的是什么？
朱俊兵：老板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，啥时能够彻底解决啊？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伤心的是什么？
朱俊兵：你信任一个人，却被他欺骗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？
朱俊兵：还来上海打工，希望好心人还是这样多，坏东家越来越少。
“期待明年的平板车”
采访-王不了
地点：成都街头
时间：2005年1月17日下午2点
人物：赵德富，男，31岁，成都荷花池搬运工
2003年年底，我跟老乡来到荷花池。一下火车，就觉得大城市不一样，看那些站在高板凳上拍巴掌叫卖的人，都觉得新鲜好玩儿。第一天，我就当上了搬运工。没文化，只有下苦力的命。
不熟悉的老板喊我“扛包的”，知道我名字后就叫“老赵”。其实我才31岁，小孩儿还不会打酱油呢。都怪这活儿累，我晚上挨床就睡，早上睁眼就出门，胡子拉碴的，就变成"老赵"了。
刚来，我和老乡住在一间黑屋子里，睡大通铺，进门只能脱鞋上床。到七八月天气一热，屋子里汗味、脚臭味混在一块儿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开始琢磨“新家”。有天晚上，我出去转，看到人民北路的屋檐下睡满了人，凉快自在。第二天，我就裹个麻布口袋，找了家眼镜专卖店，门口有大理石地面，睡着特凉爽。那晚是累了，倒地一觉睡到天亮。后来就发现麻烦了，睡马路总有汽车吵，喇叭“嘀嘀”的，特烦人。到了秋天，地上很冷，更睡不好，早起脚步都是虚的，背起东西也东倒西歪。想想，还是住房子吧，把身体糟践坏了，找不到活儿还不得饿死？我还是住回大通铺。有天晚上，经过眼镜店，已经寒冬腊月了，冷得牙齿直打架，还有几个兄弟蜷着身子睡在那里。他们真是好体格。是我太挑剔了？
想在荷花池挣钱不容易，现在的老板都精明得跟鬼似的，特抠门儿，大笔的钱吃喝玩乐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轮到支付搬运费，就几块钱的事也斤斤计较，啧着舌头好像我占了多大便宜，吃了他们的血肉。
可也不能回去。小孩过年就该读书了，总不能让他不识字，今后跟他老爹一样卖力气吧。一说出来“混钱”，老婆就答应了，那晚上还给我打了荷包蛋。
出来人生地不熟，卖苦力又活活让人脱层皮，这些我都得担着。就怕遇到什么事，小人物经不起折腾。像上次，我狠个心买了辆二手单车，这样来回快点儿，可以多赚点儿钱。几天后，老板让我送点瓷器，在成大市场门口正转弯，另一辆单车迎头就扑过来，心想坏了！噼里啪啦，我的老天，瓷器全碎了！行人说，你的手在流血，我哪里顾得上，就是扯着那小伙子去见老板。小伙子才十七八岁，脸都吓白了，说自己也是打工的，刚出来几天。看来比我还穷还可怜，算了算了。那次，我磨破嘴皮，老板死不松口，还是赔了800多块，从小布包里数钱的时候，心像针扎一样疼。今天想起来，还是疼，大半年的血汗钱啊，本来是要寄回家买头母猪的，全泡汤了。
我的生活很单调。白天忙着背包，晚上睡下了，除了想老婆孩子，就是想着如何中500万的彩票，梦里都想。听人说，重庆就有人中了几千万的彩票，他的运气咋个这么好？哎，我要是中了彩票，龟儿子才出来搬东西！我现在在戒烟，省下烟钱买几注彩票。
回家过年是肯定的，不过可能要等到大年三十，赶在春运火车票提价之前。家里人都盼着我呢。
与民工对话
《中国青年》：这一年挣了多少钱？
赵德富：将近3000块吧，刨开那次赔的钱。
《中国青年》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？
赵德富：买彩票中过10元钱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伤心的是什么？
赵德富：摔坏别人的瓷器，大半年白干了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害怕的是什么？
赵德富：哪天生病了，孩子老婆没人养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？
赵德富：想买个平板车，这样好搬运物品。
“我是一个拿着CCNA证的民工"
采访-本刊记者 李海波
地点：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部电话采访
时间：2005年1月14日下午3点
人物：高明伟，24岁，深圳某建筑公司网络布线工
我当年连考两年都没考上大学，我是家中老大，不想连累家里，最后决定不考了，都19岁了，凭这身力气一样能挣钱！
之后的半年里，我从陕西贩过花椒，去山西倒过焦炭，也曾在邻县的一个小煤窑下过一段时间井，还在一个修公路的工程队里拌“大料”，就是把沥青和石头混在一起的活儿。到春节算了算，挣了2000多块钱，刚好够弟弟妹妹下一年学费。可这样干下去，我自己没啥收获啊，除了比上学时更不怕苦不怕累，这样的生活让我看不到头在哪里。一起打工的堂哥给我作过一个"规划"：出门打工三年，挣1万块钱存着，然后回家娶媳妇，我是高中毕业，肯定能"说个好的"。说实话，这曾对我有相当大的诱惑......
后来，在县城电信局工作的表哥要我跟他到兰州做一个工程，工作就是给网络布线，其实也就是负责在墙上打孔。一个月给500元。
布线几乎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我要做的只是从机柜里的交换机上引出一根网线到一楼，这根线拉到一楼必须要穿墙打洞，还要绕若干个圈子。
表哥自己做得一手好活儿，机柜里乱七八糟的网线他三下两下就可以理得整整齐齐，登高下低打洞穿管拉线更是不在话下。拿着冲气钻一阵狂轰后，接下来的拉线很快就完成了。那天打完了墙上的孔，表哥问我：“你将来想做什么？”我茫然地看着他，不知从何说起。眼前的繁华我知道距离自己无比遥远，可我甘心回到那个连水也没有的老家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吗？
那一夜，我想了很多，我决心好好学习业务，既然是与网络有关，那我就该精通这方面的知识。此后三年，我一边布线一边学习，成了一个精通网络硬件知识的“土专家”。
2003年，我决定到深圳看看，哪怕摔个头破血流，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不再仅仅是一个布线的民工！
在深圳我被一家做系统集成的公司录用做业务员。对我来说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每天出去漫无目的地去拉单子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我一个单子都没有拉到， 可能是老板看我为人还算老实，也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是公司里有什么布线的项目也让我跟着去帮忙。
第一次让老板大吃一惊是在给一家台湾企业布线时，记得网线引入机柜时刚好赶上下班时间，因为急着回家，技术员在他们的机柜下面一阵狂拉，然后插到交换机的端口上就走人了。谁知第二天早上就接到了对方电话，一顿劈头臭骂，说我们搞断了他们的网络通讯，很多国外的分公司都访问不了他们的服务器……公司派了好几拨人过去，都找不到故障原因，这下可急坏了老板。
当时我就想：不至于吧，不就是一个布线的问题吗，怎么会影响和国外的通讯？一定另有原因。“让我去试试看吧。”老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同意我去。
我费了老大的劲儿，才找到毛病：施工的工人太着急，把路由器一个插头的针给弄断了！
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不再跑业务了，老板安排我专门负责公司布线的技术问题。可是，除了工资高一些，还不是和我这几年所做的没什么区别吗？我不还是一个稍微高级一点儿的民工吗？
2004年5月，我离开了那家公司，决心学点儿知识。我能学什么呢？我想起了CCNA，我大概知道CCNA是关于网络基础知识和CISCO的操作软件知识，可是考试是全英文的......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我大概也就只记得26个英文字母了，能去考吗？还有昂贵的培训和考试费用从哪里来？最终我还是东拼西凑买了台二手电脑，幸运的是，我发现了一张光盘上有网络基础知识和CCNA的中文教材。
我开始了自学，空闲时间还是帮别人做做网络布线的活儿。和我一块儿租房子的人是一个学校的研究生，因为要考托福，拉了根电话线上网，我搭了个顺路车，下载了很多新的模拟软件和模拟考题。
五个月后，考前第三天，我把模拟试题做了一遍，正确率基本上达到100%，2004年10月27日那天，我顺利通过考试，就这样，一个高中生把CCNA给过了......
可接下来我试着发出去的简历100%地没有回音，甚至在一个高级人才招聘会上，有一个人看到我是高中学历很委婉地暗示我说："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。"我当时难过得真想哭，我还是忍住了，的确，在几个月前，我还只是一名民工，欠缺的东西不是一个证书能弥补的......
春节前我找到了一个和原来差不多的新工作，再次扛起沉甸甸的冲气钻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开始我的民工生活，但是我不后悔这五个月所付出的努力。我毕竟成功了，我毕竟取得了我在一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成绩。而且我有了新的目标，以前我一直觉得做民工就是我的命，现在我却坚信我不会永远只是一名民工！
与民工对话
《中国青年》：这一年赚了多少钱？
高明伟：刚开始半年挣得多点儿，存了一万多元，后来断断续续活儿少了，租房子买东西，现在手头还过得去，还有四千左右。春节前应该能寄回家一些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这一年最开心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？
高明伟：最开心的是考CCNA通过，最伤心是妹妹没有考上大学，我希望她能复读，我不希望弟弟妹妹和我一样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苦恼的是什么？
高明伟：没有安全感，不时地会有种恐惧的感觉，城市生活我无法完全融入，有时候，一些眼神能让人不开心很久，这是和我一样的民工最苦恼的事情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最害怕的是什么？
最牵挂和最害怕的还是家乡的消息，去年没有回家，父亲身体也不太好，我现在接电话，都怕是妈打来……担心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新的一年有什么期望？
高明伟：找一个能发挥网络技术特长的工作。策划-《中国青年》专题部
